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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是一个个高耸的坟墓，投射出一道道来自逝者冰冷注视的目光。

“我，周勤勇，承诺如果吾明叔帮忙医治好我的父亲，为报答恩情，最迟将于1984年娶吾娟为妻子，如果将来违背誓言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”

过了这么多年，这些话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。

那天晚上，下着瓢泼大雨。

在这雷雨交加的夜里，我母亲的坟茔在荒山上任凭雨打风吹，我的父亲躺在床板上气息奄奄，我孤身一人，作主将自己卖给了吾家。

从祠堂出来，吾娟给我撑伞。

她脸上带着显见的笑容，羞涩地低声说：“阿勇哥，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。”

吾老爷子说到做到，当晚就让他的儿子吾青披着蓑衣冒雨赶去了镇上，凌晨的时候，那个姓李的干部带着医生骑车赶到，给父亲打了吊针，要求病情稳定后马上安排住院。

吾老爷子和李主任喝酒叙旧，安排我陪坐，介绍是“吾娟的对象”。

我就沉默地听着。

父亲在医院养了三个月，终于慢慢恢复，回想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他时常叹息不已，心中郁结，因此愈见老态。

而那时我已经参加完高考，填报了志愿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1977年高考不是少数。大家出身不好，有的在乡下插队，有的在厂里做工人，可大家都没有放弃大学梦，有的人在报考阶段就被组织部门退回，有的人考了高分，报了志愿却被退回档案，不予录取。

有的写信到县里、到省里，甚至到北京，反映情况，争取读书的机会。

或许是上面有人开了先河，又或许是吾老爷子为我的奔走起了作用，虽然比预计的时间晚，但我最终还是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1978年3月，我离开吾家村前往大学报道。

临走前，我对吾老爷子道：“如果可以，送吾娟继续上学吧。”

一旁的吾娟有些不情愿：“可我不喜欢读书。”

吾老爷子却没管她，很爽快地答应：“可以。”

吾娟便也挤出勉强的笑容：“既然是阿勇哥你说的话，我一定听。你在大学等我，我到时去找你。”

我知道她成绩一贯不好，自然不可能突飞猛进考上大学，只是希望她能多读书明理，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不至于蜗居在吾家村，全副心思围着我打转。

吾青送我去省城坐火车，我们一人扛一袋行李，步行到县城，坐县里到省城的班车。

一路上吾青的话都不多，只在送我进火车站前撂下一句：“娟儿等着你毕业后回来和她结婚，你要是敢辜负她，我一刀宰了你。”

大学对我而言是全然不同的一番新天地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和经历，却都只有同一个身份——学生。

当时并不需要交学费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，学校每个月会发补助。我成绩好，每个学年都拿到了奖学金。当时经学院的老师介绍，到某个干部家里给孩子补习，就这样省吃俭用之下，过年时回家还能交给父亲一些钱。

父亲的身体自从那次摔倒后就不大好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吾娟时不时到家里照料，只是父亲始终对她不假辞色。

对于我毕业后就结婚这件事，父亲也一直很抗拒，因此，在我大学毕业前，通过考试，拿到公派留学美国的名额，吾老爷子要求先结婚再出国时，父亲以“既然还没到承诺年限，何不先去留学再结婚，以后也能更风光”为由，亲自登门说服了吾老爷子。

1981年中美两国关系处在蜜月期，我们这批公派留学生，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算艰难。

导师们和蔼可亲、尽心教导，生活上，国家每个月会发400美元的补贴，加之后来国家出了新政策，在美获得的奖学金完全归留学生本人，我的生活几乎称得上足衣足食。

两年后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，我就买了回国的机票。

那个年代，对普通人而言，机票是个十分昂贵的东西。因此出国这么久，我一次都没有回去过，只每个月给父亲写信。

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，一大批干部平反复职，陆续返城。1983年，祖父祖母的处理结果也得到纠正昭雪。

父亲身体本就不好，这个喜讯传来，更是令他始终紧绷的弦一夕骤松，多年压抑的苦闷一夜之间爆发，精神彻底垮塌，以至病体难支。

父亲早就替自己准备好了棺木，也选好了下葬的地点，就在母亲的坟旁边。

办完丧事后，我很快又要回到美国继续学业，临行前，吾老爷子找我单独聊了一次。

那次谈话很正式，意思却简单明了，无非是要我别忘了当初在吾家列祖列宗面前许下的誓言。

他在这时节重申旧约，和祖父祖母得到平反有莫大关系。毕竟，我的出身不再不堪，档案也不再被人以有色眼镜对待。

送我去机场的路上，吾娟也同行。那个年代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，男女同志之间很有距离感，因此虽然我十分冷淡，但吾娟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出来。

道别时，她红着眼睛小声对我说：“阿勇哥，我在吾家村等着你回来。”

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所以只是点了点头。

这个女孩，我对她一点都不熟悉，甚至从来没有在意过。我们很少打交道，说话则更少，然而她却对我抱着匪夷所思的深厚感情。我感受到的不是洋洋得意，而是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痛苦。

我无法想象，和一个不会让我产生任何心绪波动的姑娘结为夫妻，度过余生是什么滋味。

1984年，我在国外的学业即将结束，当时，我的导师邀请我留在美国，做他的助手。

说实话，我并非不曾动摇过。

那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，漂亮的洋房、飞驰在宽阔马路上的汽车、高耸入云的摩登大厦，无不迷花了留学生们的眼睛。

可我知道自己出国有多么不容易。

后来有句话形容——七八十年代，中国一万多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。

我享受了祖国提供的机会，学成归国报效故土是应尽之责。

只是，回国，就意味着要和吾娟结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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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我一直试图逃避的事。

导师和同学们则劝我，可以继续深造，待过几年再回国。

不得不说，我心动了。

至少那一段时间，我的内心是卑鄙的。我不甘心葬送婚姻和未来的人生，妄图背信弃义，泯灭之前的承诺。

然而吾老爷子敲了我狠狠一击。

他让吾青打电话给我，传话：“你可以躲在国外不回来，但你爹妈的坟全都在吾家村，你以为你跑得掉？”

于我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