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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是不是傻？你当企鹅是你们村老母鸡呢？还趴窝？人家是企鹅爸爸夹大腿根里孵出来的好不好。

“出身高贵”的司黎淡淡地瞥她一眼，问：村是什么？没去过。

滚。胡珍扑上去想咬死这位养尊处优的“大小姐”。

天亮之后，俩人一醒酒，面对面，二话没说开始各自打电话。

最后甚至回到司黎最开始混出名堂的香港。

香港这地界，寸土寸金，订的挺贵的酒店，一进屋，大小看着像乡镇不过百的小旅馆。

但那时候，她俩也不敢订更贵的。当老板嘛，公司都要没钱了，不得先可自己裤腰带勒紧点？要没这觉悟当个p的老板。

不过，这通电话一挂，两人都知道，勒也没用了。这回真要完犊.子了。

一个男人想睡一个女人这不可恨。

可恨的是，一个卑鄙的小人逼良为娼不得，还要往人身上扣屎盆子，坏人名声，断人财路。让圈里其他导演都闻声“警惕”，不敢用她。

就在司黎寸步难行的时候，韩国一个导演递来了“橄榄枝”。他早就看好她的演技，和这张有故事、可塑造的脸。

其实落水要淹死了，能有根树枝抱着算不错的了。

怎么说这位导演也算司黎的半个贵人了。

唯一的问题是，国内和国外的尺度可不一样。人家导演这部电影是奔着拿奖去的。

换而言之，得脱。

第19章 “行！我去给你安排！”

脱就脱,大大方方地脱，但不能白脱。怎么也得脱他个戛纳、奥斯卡！

胡珍拳头捏紧，鼓足了一口气,走出房间。

2016年，对普通群众来说是很普通的一年。但对他们，那叫一个跌宕起伏，戏剧波折。一个被封杀,一个差点没命。

司黎和苏雅星之间的梁子，也是这一年结下的。

用钱进那个人渣的话来说,他从不强迫,有的是愿意的。

苏雅星就是愿意的那个。

要不是她一口气顶掉司黎三个角色,司黎也不至于出走国外。人生地不熟的，连语言都得从头学起。大冬天水里拍戏,脚趾差点冻截肢了。

所以，胡珍是每每想起苏雅星都要恨得牙根痒痒。

而司黎说不恨她，这话也是真的。她知道苏雅星也是豁得出去的那种人,毕竟娱乐圈名利场。

名利场，你不图名,不要利，进来干嘛呢？干脆当个普通人,早九晚五地上班领工资，过好普通人的日子，在平凡里找幸福。也没什么不好。

但这不代表司黎就能认同苏雅星的做法。但凡开了这个头,让钱进这种渣滓尝到了甜头,最后一定会演变成“非睡不可”。从“商品”沦为不值钱的“赠品”。

说白了,真以为这事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堕落？

实际上，早晚都会堵死了所有女演员的路。

最后一堆怀揣梦想的女孩、苦练十年八年,终于进圈要开始追逐演员梦了，然后发现，哎，怎么着？演技没用，得靠床、技。

司黎想想都膈应，那他妈得多荒谬啊。

所以朝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喝酒应酬可以，但过线的，不行。要真想干，也行。就是嫌弃朝艺庙小装不下大佛呗，干脆解约，爱攀哪个高枝儿就攀哪个。

反正网上一堆传言，说她这个当老板的嘴里都衔着“金枝儿”。

不过当年...她的“金枝儿”还不够金。

那一年，江修暮的事业也才刚起步。他那时候还算赚点小钱，但钱都用来推进项目，公司都只租普通小写字楼。

而且以他当时的力量，想要跨界淌娱乐圈这浑水，也是难。

更何况，司黎压根就没告诉他。

事发到事后，这女人一个电话都没给他打过。

是江修暮自己听到风声，连夜追到香港来。

开门后，入目是墙纸都被熏黄的小房间，窄窄一张床，门口厕所的下水道反着味儿。楼上两个福建人吵架，一口一个“甲饭配狗塞”，声音清清楚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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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黎坐在灰蓝色布沙发上，回头望向他，也许是他出现的太突然，她脸上的情绪还没来得及变换，被他捕捉到满目的沉寂。

她也仅是看了他一眼，就回过头继续抽烟了。

江修暮把门关上，一步步走到她旁边，她手侧的烟灰缸堆积了不少烟头。他看着，说不清什么滋味，就好像这些烟头是烧红的刀子，一把把插在他的心脏上。

疼得他差点站不住。

江修暮在她身边坐下来。这沙发很小，他坐下来，司黎就换了个坐姿，脚搭在他腿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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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都没说话。

他伸手去拿烟盒，里面只剩一根，有一只手比他快一步。

司黎攥着烟盒，眼神瞥他，脸上写着：我抽都不够，你凑什么热闹。

都这个时候了，她为一支烟而展露出的孩子气，还是很生动。

没救了。他想他自己。

江修暮没碰她的烟，而是揽过她的肩膀，让她靠在自己胸前。

抽完最后一根，司黎枕着他左肩，默不作声地望着窗外，太阳一点点消失。

当晚，他们坦诚相拥，什么都没做，就静静地等待彼此的体温交融。

而她的身体像一汪冰冷的泉水，江修暮体温滚烫，却怎么都捂不热她。无力感将他整个人从里到外地灌满。

一整晚，司黎的手都放在男人的左胸上，抚摸他的心跳。

他们睁着眼吻了一夜，直到天亮才安静地各自转身离开。

临走前，司黎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，缓缓开口对他说：“我这次要去挺久的。”

江修暮抱紧她，吻落在她耳畔，“我去找你。”真想见的人，怎么可能只在原地等。

“嗯。”司黎把手放到他背上，很轻地笑了下。

然而，话说得好听，最后还是她先回来看他的。

在这部电影放映后的许多年，司黎在采访时总会被问到“为艺术献身”这种问题。

就像胡珍说的，这种电影，拍了就一直会被问。什么光影够不够艺术，情节紧不紧凑，立意深不深刻，人物鲜不鲜活，很多人根本不在乎，他们只关心——你下海了。

而这海，哪怕是穿着泳衣进去，出来也难免一身咸。

面对这种问题，司黎从来都是很直白地回答，“没别的戏，就拍了。”

当然也有人问她后不后悔。

她也说，拍都拍了。再来一次，没别的路，她还是会选择拍。

谱是摆出去了，但司黎自己清楚，第二句回答多少有点撒谎的成分在。

因为她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她后悔过，还不止一次，是两次。

第一次就是在香港小宾馆的那一晚。

她在黑暗中，清晰地感知到枕侧男人的痛苦。

司黎当时和他